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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现等问题的处置上，我国普遍实行由侦查机关自行处置的工作方式，结果造成了侦查权与涉案财物处置权的高度集中，造成了侦查机关与案件结局发生直接的利害关系，影响了司法活动的公正性。
[3]克隆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 对宪法保护的人的价值也构成强烈地冲击和威胁。同时, 可考虑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 将生殖性克隆入罪。
四、克隆人技术发展的立法应对 面对克隆人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 国家应当积极予以立法应对, 并要在立法中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 贯彻尊重和保障生命与人的尊严的宪法价值。科研人员和伦理学家有时会基于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念影响立法过程, 对此应当培育其尊重生命和尊严的宪法意识。比如, 在加拿大, 宪法第1条规定: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保障的权利与自由, 只有在自由与民主社会中能说明正当理由并基于法律的合理规定才可被限制。而如何通过宪法规制克隆人技术的立法, 为克隆人技术的研究确立界限, 保护生命和人的尊严价值, 并在冲突的宪法价值中寻求合理的平衡是无法回避的宪法命题。在生殖性克隆方面, 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施人员违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从事克隆人、人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单位人员违反《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等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没有明确规定。
从死去的孩子上克隆的孩子, 在获得自身内在价值方面, 有相对少的机会。而如何对迅速发展中的克隆人技术予以适切地法律规制便是本文的核心命题。《基本法》侧重对立法权的划分配置，州宪则侧重对行政权的规范调整。
近年来地方分裂势力渐有寻求法理分裂之势，对此除在政治上外还需在法治策略上予以回击。[1]232 1849年的法兰克福帝国宪法第一次在宪法文本中使用了联邦国（Bundesstaat）的概念。[14]192也就是说州宪可给予公民更多的自由，但不能比《基本法》所给予的少。一方面，州宪不能成为分裂的策源地，必须捍卫全民确立的现行整体宪法秩序、维护国家统一。
[]这种思路无疑是对单一制下纵向政权法治统得过死的一种回应，其致力于充分激发地方政权组织的活力，并有效规范相应政权形态的组织建构。另一方面州宪要坚持特殊性与多元性、保障州的国家性和宪法主权得到充分施展。
（一）促进我国纵向政权法治的多样化嬗变。2. 基层自治的自治性质与严格统一的法定自治模式是有些许矛盾的。该条规定联邦法优于州法，适用前提是出现了联邦与州法律规范间的冲突。因此，《基本法》以其第28条第1款为核心形成保持国家政权组织原则同一性的进路，以第142条为核心形成保持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同一性的进路，以第31条为核心形成法律规范冲突解决进路以服务于前二者。
我国正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央地关系的进一步法治化协调尤为重要。州宪对基层政权组织更详实的规定，是《基本法》有意留出的空白，其目的是让各州展开充足的宪法自治。从1814年的德意志联盟到1867年的北德意志联盟，从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到1919年的魏玛共和国，德国诸多历史时期中都出现了具有联邦主义取向与特征的整体宪法和地方宪法。[19]407最后，州宪的变体具体化了诸多《基本法》条款，因此当阐释《基本法》时发现了条文漏洞，州宪还可起到一定的参考填补作用。
[17] 正是州宪完备的宪制法治功能，使得当《基本法》因特别情势而无法正常发挥其效用时，州宪可临时替代《基本法》承担起相应责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充分了解德国经验，对完善我国纵向政权结构、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促进国家统一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20]231 四、启示：德国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从州宪视角出发，德国纵向政权关系得以法治方式妥帖协调的经验主要有三。[23] 在此框架下，一个需要直面回答的问题是，基于台湾地区多年来的政权组织状态与治理现实其是否具备主体性，如果具备主体性是否与一个中国原则相矛盾。
自《基本法》生效后，州宪逐渐远离整体宪法生活中的剧烈争议焦点，[17] 加之其仅在有限区域生效，故其变迁敏感性较低，成为了许多制度改革的试验田和传统坚守的自留地，在一定范围内帮助《基本法》消解了政治上的过高压力。其次，先于《基本法》制定并生效至今的州宪被认为是完全宪法（Vollverfassung），[5]充分表达了立宪权主体，即各州人民对宪法基本决断的意志。基于此，本文重点论述州宪在联邦制下德国纵向政权关系的法治协调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功能，并讨论德国经验对中国当前央地关系的借鉴意义。这意味着联邦宪法的部分制定主体凭藉先行制定的州宪彰表明了他们对未来整体国家结构的态度，这些观念必定影响之后《基本法》的制定。我国虽乃单一制国家，但仍可借鉴联邦制的法治要素。作为更贴近基层的宪法，州宪对州一级国家权力组织的形塑建构通常更加适当并符合实际。
这种对终审权的突破并非破坏了特别行政区的司法独立，而是理顺了整体宪制下的司法权力关系。该条采取划定底线的方式，确立《基本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为公民享有基本权利的最低限度，并不排除在州宪中存在内容更为广泛深入的基本权利。
这一时期一些德国旧州宪法（如1946年的《符腾堡-巴登州宪法》与1947年的《符腾堡-霍亨佐伦州宪法》、《巴登州宪法》）、前苏联军占区中的州宪法（如1947年的《萨克森-安哈尔特省宪法》与《萨克森州宪法》）以及州临时宪法（如1946年的《汉堡临时宪法》与《大柏林临时宪法》）亦纷纷出台，[3]55但随着东德建立起单一制国家结构，军占时期的符腾堡-巴登州、符腾堡-霍恩佐伦州以及巴登州合并为巴登-符腾堡州，柏林地区东西对峙的加剧，[4]66原有州宪在德国政情与世界局势的变化中陆续失去效力或被破弃替换。国内学界对德国纵向政权关系的认识多由联邦层面出发，多着眼于《基本法》，较少从各联邦州的层面关注，也未能重视作为各联邦州法治基石的州宪法（本文简称州宪）。
再次，州宪的三个主要方面包括对国家政权组织的规定、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以及对未来建立联邦国家的宣示，不仅是价值表达，更作为宪法规范着各州，推动各方共同朝着《基本法》联邦制努力，这为《基本法》联邦国原则提供了法律保障。《基本法》作为整体宪法，针对联邦与州的不同活动特点及对应事务，将国家权力与宪法权力等国家主权的法律内容，平等而非相等地分配给联邦与各州，[1]255划分事权是《基本法》调整德国纵向政权关系的主要内容。
以此为基础，州宪还需遵守《基本法》中诸多关涉同一性的规定，[12]151以在根本规范上保持与《基本法》的同一。同时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视阈下，自治区成为主要的法秩序关注对象，而其他的民族自治地方，尤其是非自治区内的民族自治地方则亟待灵活地规范调整。二来，州宪在表示效忠联邦时，或从另一侧面确认了州的自主性，或特别强调了州的邦国性。该款所强调的州级国家政权组织原则同为《基本法》第20条第1款等条款所确定的联邦宪政秩序的基本原则，即共和国、联邦国、民主国、法治国、社会国原则以及选举原则等，各州宪关涉国家政权组织的内容不得与这些原则相抵触，否则产生第31条所规定的无效后果。
《基本法》力图稳定与连续，州宪则允许试验和选择。这种宪制—治理的框架与一国两制有所区别，前者是对双重实体性的整合模式，而后者则是调整国家性内部自治地方与国家的宪法关系。
一来，所有州宪都宣示，各州在联邦国原则下活动和行使权力，例如《图灵根州宪法》第44条第1款，《下萨克森州宪法》第1条第2款等。替代《基本法》并非州宪的常规功能，而是其紧急功能。
内蒙古与西藏虽同为民族自治区，但其各自的自治制度的面貌又极大地受到历史性治理传统与民族文化偏好的影响。文章来源：《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回顾德国历史，这种情况在《基本法》制定后只出现在冷战时期的西柏林。在这种整体宪制的框架中，一国两制方针应被做出更符合时代发展与法治秉性的内涵解释。联邦与州有可能产生宪法冲突的根源是德国联邦制中以双重国家性（Doppelte Staatlichkeit）为基础的平等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州宪依赖法治路径、凭借制宪手段，有效地理顺了两个都具备国家性的政治实体间的法律关系，为其他国家法治协调纵向政权关系、构建不同的一统国家结构提供了有益启示。
1. 州宪对少数族裔保护问题作了规范调整。因此不论是保持同一性还是保护差异性，州宪都发挥着诸多协调德国纵向政权关系的功能。
例如，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共和体制、依法治国、民族平等、人权保障以及国家统一等原则，应当作为宪法的根本规范被同一坚持，地方政权组织法的创制与实施都不能违背这些根本规范，这是地方政权接受整体宪制的题中之义。因此，针对解决我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德国经验被我国纵向政权法治以及国家统一借鉴或有所裨益。
但在《基本法》中，仅在第29条关涉州领土的增减分合或重新划分时才出现了全民公决的形式，州宪则不然。此外，《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宪法》第59至60条、《下萨克森州宪法》第47至50条等都给予直接民主更多的施展空间。
